在1847年，第二任香港总督德庇时向当时的外交大臣和后来的英国相巴麦尊勋爵报告在中国五大港口的交易情况时称：
“1846年年初...包揽四分之三的中英商人的交易的掮客们之濒于破产，和1845年制造品进口充斥市场以致物价跌落，似乎对上海的前途生不利的影响...”。
掌管四分之三贸易的贸易商破产，足以看出这一次的破产潮有多凶猛，打击面有多广。
经过这一次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后，外国商人再进口洋布就谨慎了许多，之后知道186o年左右，进口到中国的洋布数量一直被控制在合理水平内，谁也不敢多进。
后来，上海还生过棉花投机和橡胶投机等多种投机，涉及的资金更加庞大，跳楼自杀的也不少，但涉及的商人贸易规模也没有达到四分之三的程度。
对这段历史，赵大贵是有所耳闻的，心中暗自引以为戒，只是觉得自己既然知道这个事情，应该能提前跑掉，还打算到1845年三月份左右，积累足够的资产后才收手不干，将手中的货物全部清场，然后看其他商人的笑话。
只是，这段时间跟其他买办洋行的竞争极为激烈，赵大贵一门心思带领掌柜们跟其他商行打擂台，没有注意到自己手中积累的货物价值已经极为客观，想脱手有相当的难度。
直到这次收到陈豪事件的提醒，赵大贵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手上有这么多债和洋布，要真到三月份才开始处理，恐怕大部分都要砸在手里，到时候就不是看别人笑话那么简单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赵大贵才想起来，1845年底或1846年初的破产潮那么猛烈的原因就在于很多商人都将货物放到货栈里代售，但是经过一年多时间都未能卖出去，才出现可怕的滞销，最后倒闭的。
如此算来，洋货滞销就是从四四年八九月份就开始显露端倪，到了四五年一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变得很严重，部分机灵的商人看出不对劲想抽身却做不到，只能看着自己的生意一步步走向破产的边缘。
而且，赵大贵这里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别人都以为赵大贵手里还有六七十万的现金，但赵大贵却明白那些钱早就被自己吸没了，虽然这几个月又将部分黄金化为灵金保存，也只有一两千两而已，今天给出去的三千两灵金，算是为数不多的库存了。
如果再过几个月后才想着套现，现在九十万货物和四十万债务的格局，就有可能成为一百八十万货物和八十万的债务，货物越多，套现的难度越大。
思索了良久，赵大贵终于决定，必须现在就收手，趁着情况还没有过于严重前，就将手中的洋货全部套现，为此甚至可以承受一定的损失。
只是，九十万的洋货，正常情况下一个月也就出售十万元左右就是极限了，如果没有合适的办法，最多套现个二三十万，剩下的货物就要开始滞销。
虽说只要套现个二三十万，也能把六七成的外债都还上，之后再便宜出售手中货物，至少免了破产的危险，还能多少赚点，但那就很没意思了。
如此说来，如何在一两个月内将手上的洋货全部出售干净，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还有一个需要的考虑的问题是，一旦赵大贵显露出将手中的洋布出清的意思，就必然引来其他商行的打压和压价，甚至有可能导致洋布价格的提前崩盘和滞销，因此必须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赵大贵思索了一阵，心里有了点想法。
当天晚上，赵大贵在商行里召开会议，除了在苏州的几名分行掌柜外，在魔都的那些掌柜和伙计全部召开过来，讨论大贵商行今后的展方向。
不过，所谓讨论，其实是赵大贵单方面的压制。
在会上，赵大贵对如今对外贸易利润的不断下降表示严重的不满，在去年他刚涉足贸易的时候，还能做到洋货三成利润，茶叶五成利润（生丝更多），但如今在各方竞争下，只能做到洋货两成利润，茶叶四成利润，甚至生丝的利润也比以前下降很多。
掌柜们一开始还有些共鸣，后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了。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赵大贵表示拉单子的时候不能过于让步，也就是跟洋商拿布的时候要压价两成以上，跟中国商人拿丝茶的时候，也要压价两成以上，务必保证生意利润不会下降太多。
“可是，现在价格这么激烈，压价太多既拿不了洋布，也拿不了丝茶啊？”一名掌柜不理解地问道。
赵大贵心想就是要你拿不了货，但表面上海还得解释：“你们只注意到洋行和买办增加，却没注意到来做生意的外国商船也多了好几倍。
我们的利润不断降低，不就是因为我们急于做成单子，宁愿自己吃亏，也要把货物拿下吗。
生意不是这么做的，这样我们早晚得喝西北风去。
从明天开始两个月内，就试试我的办法，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杀价要更狠一些。”
“可是，要那么做，生意会被别的洋行或买办全抢了去，那怎么办？”掌柜们都是做老了生意的人，对赵大贵的话不以为然。
“关于这个，我会联合其他洋行和买办统一价格的，只是先要从我们商行开始做起。
对了，从今天起，凡是五千元以上的单子都要经过审批，价格和利润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是不会允许做那笔单子的，你们心里要有所准备。”赵大贵说道。
掌柜们还是觉得赵大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