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书召到了巡检寨一处偏僻的侧院里，看着坐在石凳上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少年，杜中宵问道：“孔目，就是这个贝二郎？他果然有马蒙作奸犯科的证据？”
金书召点头：“不错，他是如此说。不过，非要见了官人才开口，说不好知道些什么。”
到了面前，金书召对贝二郎道：“这是本州杜推官，在这里监督汴河漕运，兼提点营田事。你知道些什么，只管跟官人说就是。放心，有官人作主，没人奈何得了你。”
贝二郎看着杜中宵，犹豫了一会，才道：“这官人的年纪太轻了些，有些不把稳。”
金书召听了骂道：“官人少年登科，进士出身，你说的什么混话！这一带都是官人做主，你有话尽管说出来就是。只要官人说了，哪个敢不从！”
贝二郎还是有些不放心，看了杜中宵一会才试着道：“实不相瞒，此事太大，关系着庄里许多人的身家性命，不得不小心行事。没个确信，只好由马蒙那厮逍遥，没人敢说的。”
杜中宵示意金书召不再说话，在石桌边坐下来，对贝二郎道：“若是别的官员，你吞吞吐吐，有些要挟官府的意思，已经抓起来打一顿了。到了这里，哪里还由得你不说！我念你们小民不易，轻易不动刑罚，已是十足诚意。你不要再在这里拿腔作势，不说便就回去，我自有别的办法查出来。只是等到了那个时候，你再进我这里，只怕就是个囚犯了。”
贝二郎吓了一跳：“官人莫要吓我。我是守法良民，年纪又小，没做过坏事的！”
杜中宵摇摇头：“知情不报，难道还不够？似你这种类比藏贼，官法岂能放过！”
贝二郎见杜中宵说得严厉，心中不由有些害怕，他没想到原来官府是可以不讲道理的。或者说按照官府的道理，就是对百姓做什么事都有道理。
看了看金书召，贝二郎才向杜中宵拱手道：“报官人，小民是不远处马蒙马大官人的庄客，自小便就长在他的家中。马蒙那厮作奸犯科，这些年不知犯下了多少案子，庄客们自然一清二楚。便如前些日子闹得沸沸扬扬的谭二娘一案，小的便就知道原委，是马蒙先昧了陶家的药材，又要占谭二娘的人，指使陆虞侯害了姓陶的怀命，卷了他家的钱财。这都是庄客们帮着做的，谁不清楚。”
杜中宵不动声色，对贝二郎道：“此案朝廷瞩目，天下皆知，既然庄里的人知道，怎么不早早来首告？要知道，知情不报，便是与贼同罪，你们当朝廷律法是儿戏吗？！”
贝二郎偷眼看杜中宵，沉默了一会，才小声道：“不是我们不来报官，委实是告不得。”
“怎么告不得？数条人命，如此惊天大案，你们以为瞒得住吗？”
贝二郎道：“官人是做官的人，道理应该比小的明白。我们这些庄客是奴，马蒙是主，天下岂有奴仆告主的道理？以奴告主，先就要吃官司！”
杜中宵道：“哪个告诉你的这些胡言乱语！你们是马蒙庄客，与他是同居共财之人，若有小犯则亲人相隐，知情不报官府亦不治罪。可人命官司，又作别论。我给你说，马蒙这厮牵扯数桩人命官司，你们早早首告，还可置身事外。如若不然，一日事发，说不得连自家性命也搭进去。”
贝二郎听杜中宵说的与自己先前想的不一样，一时不说话，低着头在那里不知想什么。
此时的主仆制度正在变革之中，法律上也比较混乱，地方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刑统沿用的是唐律，以奴告主除谋逆等重罪是违法行为，为法不容。但雇佣奴婢本是良人，这律条并不适用，真正适用的是家人相隐。即奴婢与主人在法律上视为一家人，亲亲相隐，不告发不视为窝藏等罪。
杜中宵考进士的时候死背书本，出来做官还是按着以前习惯，熟记法律条文。奴告主怎么处置现在并没有明文，只有大理寺等做出的几个判例，使用亲亲相隐，主尊奴卑的原则。这个原则与杜中宵前世的观念差别大太，他记得特别精楚，怎么会被贝二郎说的搞混掉。
良人以文契雇给别人为奴，则在期限内便是主人家庭中的一员，主人为当然的家长。反过来，在这个期限内，则与原来的亲人不再是一家人。甚至是夫妻，如果妻子雇给人家，就成了主人的家人，跟丈夫不再是一家。这跟杜中宵前世的观念迥然不同，他有时候甚至想，一个女仆在雇佣期间，如果再跟丈夫睡觉，是不是男女奸情。可惜他没见过这种案例，想来是没有人计较，不然法律上有得争吵。最起码的，女佣的身体是不是雇佣的一部分，会扯出无数口水。还有马蒙庄上这种全家为佣的，更加复杂。
见贝二郎沉默不语，杜中宵道：“你说你是马蒙庄客，可有文契？”
贝二郎道：“要什么文契，我父母都在马家为佣，我自我也是。”
杜中宵摇了摇头：“何其糊涂！没有文契，便是良人，你怎么就任人指使？你父母是你父母，你是你，不相干的。你既然没有文契，何来以奴告主一说！”
贝二郎怔了一会才道：“原来我不是马蒙那厮的奴仆？那他前两日还打我‘纸馄饨’呢！”
杜中宵觉得稀奇，问了什么是“纸馄饨”，知道原来是包了纸的木棒，摇头道：“没想到这厮还么自设刑，你们就任他打么？特别是你，本是良人，就让他白打了？”
贝二郎直觉得自己冤枉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