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里，董主簿捧着册子，交予杜中宵，口中道：“知县，这是本季的公人差役名录，若知县觉得合适，便就如此。”
杜中宵笑着摇头：“这些人我一个不识，看了何用？主簿治下公人，不必问我。”
董主簿道：“下官岂敢！现在不比往常，为公人不会破财，还有俸禄足额发放，县里不知多少人户想当差呢。不得知县同意，我定下员额，只怕有人要来县衙吵闹。”
听了这话，杜中宵皱起眉头，想了一会道：“就只是贪图俸禄，没有以私害公之人？”
董主簿有些尴尬，犹豫一下才道：“这些事情在所难免。公吏差役都是本乡人，又多用大户，以公害私，偷逃赋税，总是难免的。总要这些人干活，也不能尽查，不然无人可用。”
杜中宵点了点头：“不错，做事的是人，难免都有私心。我们为官的数年一任，又不得在治下置办产业，最多收些钱财而已——”
见说到这里，董主簿的脸红了一下，杜中宵装作没看见，继续道：“那些公人吏人，本就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谁家里没些产业？以前是他们差事应接不暇，能够不破家产已心满意足，现在县里多了这么多收钱的勾当，只怕就不满足如此了。我听说，公社的那几处产业，便就有县里有力的公人吏人，安插自己家的人在那里做主管。若只是贪图俸禄也就罢了，就怕他们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此次公人轮差，便就有手力莫伦贪图俸禄和手上的一点小权，不舍得放弃，向董主簿行贿。董主簿家无余财，受不了诱惑收了，见杜中宵就有些心虚。刚才杜中宵说的话，好似知道了自己受贿一样，让董主簿分外难堪。好在杜中宵不追究，董主簿才放下心来。
其实杜中宵哪里知道董主簿收了别人的钱，他只是不关心罢了。这种事情防不住，只要看好了把事情办好，别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现在的官员不许在治下置办产业，官员没有动力参与地方的经济事务，公吏可不一样。他们本就出身大户，政策靠他们执行，好处当然是他们先得。
这就是一些职位的公吏必须轮差的道理，既然防不住他们舞弊，那就大家轮流来做。官员最怕的不是公吏营私舞弊，而是怕他们私下里把持政务。只要权在自己手里，随时可以收拾他们。
见杜中宵彻底把权放给自己，董主簿便不再坚持，把册子收了回去。临离去，想起一事，对杜中宵道：“对了，我进来之前，见一封州里来的公文，说知州相公要来本县巡视。”
听了这话，杜中宵不由皱起眉头：“都是通判每季遍巡各县，怎么知州要来？”
董主簿道：“哪个知道。许是本县夏税最早交齐，知州要来奖赏吧。”
杜中宵摇了摇头，心里不信。虽然与夏竦接触得不多，杜中宵却知道，依夏竦的性子，要奖赏只会把自己叫到州城去，断没可能自己跑到县里来的。他这次要来永城，对自己只怕不是什么好事。
祝文行走在汴河大堤上，路边的小贩不住地向他问好。
见到一个挎着篮子卖桃的半大孩子，祝文行随手抓了一个最大的，咬了一口，对那孩子道：“你倒是伶俐，这些日子附近卖桃子的少，当能卖个好价钱。”
那孩子躬身谢过祝文行，挎着篮子向人群密集的地方去了。
祝文行吃着桃子，看着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心中感叹自己命好。在码头做拦头，以前可不是个好差使。衙门里每日有定额，要是收不上来，可要自己掏腰包补足的。而衙门定的数额，从来是不可能用正常手段收足的。要么违法收税，要么跟游手闲汉勾结，到处去查行人带的货物。可祝文行一当差，县衙便就废了码头这里的每日定额，改为收多少是多少。当然，与此对应，另加了查税的人员。
现在码头收税，是由商户去买税纸，祝文行收税之后填写画押，然后由另一个吏人稽查。至于像那孩子一样的流动小贩，现在规定不许收税。是以现在码头这里，基本没有固定的水果摊，多是这种半大孩子的小贩。至于固定的水果店铺，是给汴河上买卖大宗货物的人准备的。
杜中宵当然知道这样管理其实对商业不利，因为小贩不收税，他们的成本又低，会让一些特定的店铺经营不下去。比如水果小吃，有这些小贩在，店就开不起来。开的店少了，收的税也少，最终影响经济发展。但这样做的好处，是给贫民提供了一条谋生出路，减少游好闲的人。
经济发展与惠及民生，并不总是合拍，能够保持步调一致的。这之间有个平衡，官方把握着大的方向，使整个社会平稳前进。不许流动小贩做生意，当然就会有人在这里多开几家店出来，会多几户家境殷实的人家，衙门也可以多收税。简单地说，禁止小贩，得利的是衙门和中上等户。而小贩不税，得利的则是家无余财的中下等户，杜中宵的选择是向中下等户让利。
在码头与城门之间建立公社产业，相当于从城里的中上等户人家抢了一些产业过来，再加上对小商小贩免税，向中下等户让利。杜中宵是在衙门经济宽裕的条件下，人为减小县城的贫富差距。至于让大户人家聚集资金，摧生资本主义萌牙，根本就是无匣头的事情。别说现在没到那个阶段，生产力再发展也不会出现那种需求。人口聚集实际上是为了扩大市场，市场需求再催生产业。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