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不新鲜，不加社会主义这个限定条件，不过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不管是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还是作为工业资本的工场，中国一两千年，政权都是最大的掌控者。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只是支付官员和军队俸禄的作用，维持政权运转的巨大成本，其实是由政权直接掌控的生资料来承担的。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商业越发达，社会财富越向流通领域倾斜，政权的财政能力越弱。宋朝的数次变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商业领域的控制。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杜中宵也不知道。他曾经学过的政治经济知识，大多与宋朝的现实不符，没有照方抓药的条件。学的那些理论，是以历史上的欧洲为原型推出来的，以农奴制为基础，了不起加个俄国的农村集体公社做补充，所谓的东方模型是印度。中国这种大一统、政权掌控一切的政治模式，在所有的模型中都被忽略掉了。理论中的很多制度革命，本就是中国政权历史上的常态。而在政治中被作为典型的中国模式，晚清民国时期土豪劣绅控制天下的局面，恰恰不是历史的常规形态。
没有理论指导，那就只能根据经验来了。杜中宵建立的铁监，建立的以商场为核心的常平司掌控的商业系统，就是按照前世经验照猫画虎。不过那个时代的改革，初期是从有到无，把这些从政权的手中放到民间。现在是从无到有，先把官方掌控的工商业建起来。至于以后，只能从实践中摸索了。
王安石听杜中宵讲着自己的想法，神色认真，但却坚持自己的想法。天下商人难管，如果一切由官营，就变成了吏治问题。而整顿吏治，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就太多了，正是官僚的拿手手段。
“唉”杜中宵叹口气。“介甫，我且问你，治理天下，为的什么？”
王安石道：“前些年党项叛乱，朝廷一败再败，府库无蓄积，已是积贫积弱之局。为今之计，最重要的是富国强兵。国富，则有钱有兵，兵强才能战胜外敌。外无强敌，边境无忧，才可以专心于内政，轻徭薄赋，使民安乐，天下大治。”
用后世流行的话说，这是安内必先攘外，典型的春秋思想。春秋的核心是尊王攘夷，攘夷是关系天下兴亡的第一要务，一切的核心。富国强兵连在一起，是基于宋朝的现实，军队是用钱养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有了钱就能养强兵，有更多的钱可以养更多的强兵，有了强兵就可以消灭外敌。而杜中宵熟悉的那句保家卫国，此时不是思想的主流。
杜中宵道：“介甫，窃以为，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你说的最后八个字，天下大治，使民安乐。外有强敌环伺，君王不能安枕，百官不能无忧，民当然也不会安乐。民不安乐，是为民心可用。所谓上下同欲者胜，以民为本，而建必胜之军，外退强敌，是为大治。国富不一定兵强，兵强也不一定要国富，民心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便如大宋与契丹，本朝与北国何者富？人口哪国更多？兵可曾强于彼国？此介甫之误。国富不如天下富，天下富，则府库充盈，百姓富裕，国富却未必如此。”
王安石皱了皱眉头：“待晓说得有道理，可此事只怕做不到？”
杜中宵笑笑：“能不能做到，总要试了才知道。自我到京西路来，建铁监，建营田务，现在又在常平司建商场，建村社，百姓尽得好处。百姓得利之外，上交朝廷的财物数倍于几年之前，可谓国富。现在苦练厢军，使他们能够外御强敌。如果有一日亲临沙场，打上几个大胜仗，就知道能不能强兵了！”
这是最让王安石想不通，也特别感兴趣的地方。杜中宵这几年在京西路的作为，不但是朝廷得到了许多好处，上交的钱粮翻了几倍，民间还富裕起来。国富与民富，相辅相成，同步增长。至于杜中宵练厢军，王安石倒是理解，也认同。寓兵于民，兵民一体，本就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源远流长。
想了想，王安石道：“我在柏亭监住了几日，体察民情，看得出来，那里百姓富裕，天下罕有可比的地方。若说是铁监赚钱做工的人得利也就罢了，可还有不少人，从铁监里面出来，自己建工场，赚到了更多的钱。待晓，这是不是官财漏于民间，挖了铁监的墙角？”
杜中宵道：“不能如此说。一个铁监，总有一些不适做的生意，不适合生产的货物，产品覆盖不到的地方，这都是民间的机会。一个产业初兴，加入进来的人，当然会人人发财，只是办法各有不同。”
王安石又道：“如此做，即在铁监里做事学到本事，积攒些钱财，再出来自己开场做生意，赚取大笔钱财。这样国富与民富并行不悖，能长久下去吗？”
杜中宵摇了摇头：“当然不行。总会有一天，市面上能赚钱的地方到了极限，外面的小场做大，与铁监争夺赚钱的机会。到了那个时候，民间别说再开新场，就连旧场坚持也困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互相兼并。若无意外，民间出现可与铁监匹敌的工场也说不定。”
王安石道：“即使到了那个时候，还是可以入他们那里做事，学了技术，攒了本钱，出来开场啊。”
杜中宵缓缓摇头：“不可能了。那时本行业赚钱的机会，全被大场瓜分完毕。民间做事的本钱，已经升上来了，开不起新场了。要想再现从前局面，只能由铁监把民间的大场挤垮，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