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杜中宵整顿厢军，上报京西路和朝廷之后，全军沿铁路至铁监附近集结，开始一次大规模的全军演练。到了铁监刚下火车到衙门，杜中宵就得到了狄青自延州调任枢密副使的消息。
侬智高围广州后，朝廷在广南东西路大规模调整人事，失陷的州县，包括邕州，都重新收复并任命了守臣。命曹琮之子曹修为广西路经制盗贼，以魏知广州，与知桂州余靖一起带经略安抚使。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已经致仕的王德用重起，以使相判郑州。公开的说法是，契丹使节南来，乾元节上寿的时候见到了王德用，问“黑王相公乃复起耶？”由此而重新用王德用。
杜中宵对这个说法有些不信，朝廷重臣，怎么会如此随意？而且与王德用复起同时，狄青由延路都部署、知延州，进入枢密院为枢密副使。更可能的，是皇帝有意启用武将入主枢密院，重掌兵权，并开始准备讨伐广南的侬智高。
六月底，三个多月的时间，足够进入中枢的狄青准备，正好秋后瘴气渐消的时候南下。杜中宵现在整训军队，也恰好赶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一直到现在，枢密院主官是用文臣还是武将，并没有一定之规。实际上长时间担任枢密使的，正是武将出身的王贻永，文臣枢密换了很多人，他一直不动。最近王贻永的身体不好，王德用复起，狄青入枢密院，未必就不是为了接替王贻永做准备。不过不管是王贻永还是王德用，都是将家出身，与从兵卒升上来的狄青不同。狄青从三衙管军到一路主帅，还曾经做过经略使，到入主枢密院，军中的重要职位几乎都做过，从士兵到主帅，立国之后所未有。能与他相比的，只有五代时的情况，武将完全掌管兵权。
此时的皇帝对军中职位，一是多用外戚，因为武将的俸禄高。再一个多用亲信，而且随着权力的巩固，喜欢用武将。狄青得到皇帝另眼相看，升迁一向飞速，是军中最被重用的人。最少与王德用一起，是被皇帝相中的枢密使王贻永的接班人。
当然，狄青在这个时候入朝为枢密使，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年赏识他的范仲淹去世了。
范仲淹离开邓州后，改知杭州，任满改知青州。因为身染疾病，请求知较近京城的颖州。由青州行至徐州的时候，于上月离世。范仲淹作为士人领袖，在文官当中有非常高的威望，自庆历新政失败，便就再没有入主中枢的机会。随着他的离世，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生前的时候，许多与范仲淹走得近，或者志趣相投的人，被有意无意地投置地方。他在徐州去世，这些人开始重新进入中枢。
没有了范仲淹，狄青才能被皇帝放心重用。有范仲淹，狄青依然只能在外，等待时机。
现在的皇帝，是个心机很重的人，做的许多事情看似无意，其实一直维持着朝政的平衡，大权从来没有旁落。心机很重，未必就是城府很深的阴险小人，不威胁到天下布局，一向都很和蔼，愿意听朝臣的意见，也知道自律。这是个聪明人，不过是个想做好人的聪明人，不是阴险小人而已。
坐在衙门里喝着茶，杜中宵把这些事情想通，不由得有些泄气。皇帝本人摆明了行军打仗也好，日常管理军队事务也好，更喜欢武将，自己想在广南大干一番的希望，一下渺茫了很多。
党项初乱的时候，前方用的不是文臣，掌数路兵权的是刘平。连打几个败仗，最后把范仲淹和韩琦调到西北，稳住局面，文臣任经略使才成为惯例。十几年来的例外就是狄青，武将任经略使。后来不管大臣怎么劝谏，一直保持枢密院的主官是王贻永，皇帝从心里不信任文官能够带兵打仗。真有武略的，如张亢等人，也会千方百计让以文改武，包括初到西北的范仲淹和韩琦。
以文制武好，还是让武将掌握最高权力？显然这种讨论没有意义。依现在的军制，正常年代不可能让武将掌权，不然大权在握，又是一个五代。宋军打不了胜仗，也跟枢密院是文官没有关系，管枢密院的是武将打得更难看。历史上真正确立枢密院用文官的是宋神宗，那时候对外还好看一点。
宋军战力不强，跟军事制度有关，跟皇权对军事力量的定位有关。说什么因为重文轻武也好，崇文抑武也好，以文制武也好，跟这个时代的读书人谈兵没有区别，隔靴搔痒而已。
给武人更高的社会地位，给他们更高的官位，或者更多的钱，满足他们的一切**，甚至让他们掌握天下权力，随时可以改朝换代，军队就能打了？历史上没有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这就跟认为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因为赚的钱不够多是一个道理。赚钱多了还想赚更多，军队在前方面临生死威胁，什么待遇能比得上投降做胜利者反过来抢？如果后方过于强大，还可以自己掌权，跟侵略者分利益，镇压后方平民不比跟正规军队作战容易多了。
晚唐五代之后，包括后面的朝代，皇权出于对军事力量的恐惧，出现了一种惯例。朝政不许武将插手，供养军队的能力掌握在朝廷官僚的手中，防止他们造反。为了保证皇位稳定，皇帝牢牢掌控军权，除了作战的时候，统兵权与朝政割裂，统兵官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以军事力量保证统治。
这制度不是宋朝开创，是由宋朝稳定下来。大宋是以军立国，说得明明白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