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吴员外家，十三郎道：“我一想着，如果随在官人身边，混不出个名堂来，便就回到家里种地去。这些年也攒了些钱，回乡买上几百亩地，做个乡下员外。没想到几年功夫，一切就都不同了，现在回乡买地，做不成员外，必须要有些产业才行。”
姚守信道：“也未必都要做这些生意。我驻地那里，主人家种得好葡萄，一年也能卖不少钱。这两年学着用葡萄酿酒卖，真真是好生意。”
陶十七道：“莫看酿酒的生意赚钱，很难做长久。此是朝廷禁榷之物，酒税在那里，必须要交。你生意好了，官府就要加税，减税的时候，生意其实难做。白酒好一些，难以自家酿造，葡萄酒不行，交了酒税之后价格上去，很多人家都自己酿造。这酒不要好酒曲，用糖即可，太过容易。”
十三郎道：“说起来尴尬。这几年京西路的日子过得好起来，百姓的手中有钱。又有了商场，诸般货物价钱都比从前便宜许多，人人得到好处。惟有这酒，因为官府禁榷，价钱不见降下来。”
陶十七道：“此事我听铁监的几位官员讲过，酒非必要之物，不必看数量，只看收多少酒税。百姓的日子好过，手中有钱了，酒税就多。如果酒税少了，必然是百姓日子不好。酒价他们不在意，价钱高了自然买酒喝的人就少，价钱低了酒就卖的多，酒税总是大约不变。”
十三郎吐了一口：“这些地方官员，实在懒惰得很！酒税不变，他们便想办法让酒的价钱高，收税容易。却不知道酒税收得高了，卖的价钱便高，百姓难得喝一口到嘴里！”
陶十七笑着摇了摇头，没有说话。酒不是必需物，因为要用粮食酿造，官员提高酒税有根有据，任谁都说不出不是来。为了方便管理，当然不会把酒税定得太低，反正卖多了又不会增加酒税总额。
听两人说得热闹，姚守信道：“以前在营田务的时候，听提举讲过官府如何管商人。要想让治下商业繁荣，普通百姓得到好处，便要破除种种壁垒。壁垒破除得越干净，百姓得到的实惠便就越多，治下的商业便越发达。但对于官府来说，这些规矩全部取消掉了，管起来就少了抓手，是以此是两难之事。这几年京西路的商业因何发展得快？商场其实在其次，而是借开商场，打掉了各种行会，取消牙人。各州县之间，各行业之间，再无能够把持市场的行会和牙人。借着这一股风，很多人富了起来，百姓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没了行会牙人，官府就少了抓手，对市场管理不灵。所以鼓励百姓或者自己，或者数家合起来，立会立社，对会社官督民营。现在正是大破之后大立之时，自然一切生机勃勃。等到某些会社慢慢做得多了，再有几家联合，自然又会形成新的行会。只要有了行会，商业就萎靡，价钱上去了。”
十三郎道：“官人经常如此说，凡做事有一利则必有一弊，我们行军打仗也是如此。是以每次建议计划，必须写明为了什么，有什么好处，会产生什么好处，如何兴利除弊，缺一不可。不熟悉的人，有什么好处能写清楚，产生什么坏处则茫然不知如何写。我们做官的人，从这里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熟手。”
从这里，几个人的话题又转到了军中管理。符合这种公文格式不难，但写得清楚明白，让上级一看就认可，还是不容易。关键就在每个建议，会产生什么坏处，怎么做才兴利除弊，提早做预防上。真正的内行上司，从预估产生的坏处，兴利除弊和预防上，一眼就能看出属下对本职工作掌握的如何。反倒是上司外行，就只会看这建议能带来什么好处，坏处既不明白也不重视。
这就是公文中的题眼，上司能不能看出题眼，辨认清楚，下属就知道是不是内行人氏。相反上司也可以从这里，对下属的能力有个大致估计，此人可不可以担当重任，还是只能做日常事务。
十三郎和姚守信都是杜中宵一手带出来的专门官员，被训练得多了，自然明白这些。
行会、牙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只要垄断了市场，控制了供应的价格，对商业必然会形成破坏。货物价格高，但制造者并不会得到好处，普通百姓更是如此。行会和牙人会从高价中得利，不只是赚得多，更重要的是利润稳定。
作为禁榷之物，官府的酒税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提高酒税，抬升价格，民间消费量减少，自己酿酒的人家增多，提价不提量。降低酒税，则促进民间百姓消费，数量上去。两相比较，酒税基本固定。只不过因为酒是消费品，官府不单只是算经济账，会把酒税定在一个合适的数额上。
行会与官府行为类似，作为管理者，希望有尽可能高的收入。他们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面向消费者的销售商，既然收入基本固定，自然会倾向于提高价格，节约管理成本，同时获得额外的好处。如果生产技术发展了，商会依然会优先压制生产，提高价格，保证自己的利益。
初立的会社，以生产者为主，很少有行会性质，官督补充他们的不足。随着优胜劣汰，其中一部分做大，成为了新的行会。此时官督的作用是把新的商会破坏掉，保持生产和商业的活力。
杜中宵在京西路数年，这一套商业体系亲手建立起来，自然比谁都清楚。可惜时间太短，京西路一直处于释放活力的时期，他找不到机会试手，摧毁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