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官厅，提举叫来诸位将领和教头，向众人介绍，又讲了军校的概况。设置和教的内容与京城的军校并没有太大不同，毕竟都是源自随州练兵时，万变不离其踪。与京的军校相比，河曲路的军校严谨有过之，但管理却宽松许多。最明显的区别，河曲路这里的军校没有肉刑，笞杖全部取消，更加不要说以前军中常见的推出辕门斩首这种极端刑罚。京城军校不同，制度上来自于随州练兵，但纪律却是来自于三衙禁军，极为严厉。违犯纪律的惩罚，起步就是军棍，一至到斩首。
因为对党项战事不利，能定出十杀十七杀的军规，军队风格可想而知。军理论上，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对于前线畏惧怕战，不听军令，从来不问是为什么，想出的办法都是如何进行惩罚、恐吓。这一点区别特别明显，众人都注意到了，没有人问。这种区别到底有没有用，需要他们自己在这里感受。
河曲路大胜，大量将领和士卒被抽调的时候，朝廷官员就注意到了这种区别。河曲路军中的肉刑只有一种，就是斩首示众。适用的罪名很少，大多都是战时，战场上不服从命令、逃跑或逃敌等等。平时会判斩刑的罪名，无非是杀人、qiáng_jiān、掳掠百姓财物等，反而在此时的禁军中罪名不重。
狄青败侬智高的归仁铺一战，由于大将孙节意外阵亡，兵阵慌乱，贾逵违背了狄青战前军令，擅自带兵出击。贾逵的出击，快速稳定了宋军军心，带来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后狄青不但没有治贾逵违抗军令的罪，反而大加夸赞，奖赏之一，就是让他接收侬智高的宝货。这是五代给军队的遗产，大胜后将领和士卒可以中饱私囊。当然逵洁身自好，没有这样做，但却不是军中不许他这样做。
这是军事观念和理论的根本区别，对于杜中宵的河曲路军队，这样的军风许多将领不满。比如归仁铺一战，遇到同样的事情，河曲路就是完全不同的画风。贾逵这种级别的将领，在河曲路军中战前布置的时候，一定会加一句有临机处置之权。没有这句话，就不是战场指挥官，指挥官必有这个权力。狄青战前的不待命自举者斩，这样的军令不会出现在河曲路的军中。军令是给下级下达作战任务的，不是维持战场秩序的，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军队秩序和战场纪律由军法保证。战场上犯了死刑，那就直接斩首，这也是战场指挥官的权力之一。
指挥官有临机处置之权，而不是机械地执行军令，所以关键位置，除了指挥官外，一定有一位上级派下来的监军。临时改变交待下来的任务，原则上需要监军同意。如果监军不同意，与指挥官意见不一的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按指挥官的意见行事，监军在军令上副署反对，各自承担后果。还有一种是监军认为绝对必须执行上级命令，则反对也不在军令上副署，直接解除指挥官职务，由军中其他将领暂代。
能不能临机指挥，是决定将领能不能提拔的最重要参考。有临机处置的魄力，且能按照战场局势应变指挥的，会一级一级提到更高级的指挥官。相对来说，没有这种魄力，凭资力和军功而升的，大多都是做军中的各种副职，战时到下面做监军。
河曲路军中不会发生归仁铺贾逵面对的矛盾，立了大功，却违反了军令。所以河曲路军中，只要违背军令，一定会被追究。只是追究的是指挥官还是监军，那就不好说了。
贾逵违背军令，狄青战后对他的处理，说明了狄青是个优秀的将领，当时的人，后人也都是如此夸赞的。这是事实，但这种矛盾，正说明了军事体制有问题。
涉及到体制，涉及到观念，涉及到理论，矛盾就不像表面那么一片和谐了。凭着军功，没有人敢对杜中宵说什么，其他河曲路将领可就未必。大量抽调河曲路将领和士卒回京，产生了大量的冲突，多次发生调回去的人宁可不做官了，也不去其他军中的事情。此事让皇帝和朝臣极为愤怒，本来调他们回去就是打乱河曲路军队建制，再聚到一起才带兵，岂不反而扩大了河曲路军的势力？最后大部分河曲路回京的人员，都被安排到了军校里，或者到其他军中做教头，不掌握兵权。
这一次到河曲路来的阵容如此大，由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带队，三衙大将参军，原因在这里。京城军校练出来的兵将能打还好，慢慢稀释掉河曲路的兵将，大家和和气气。偏偏张岊撞了大运，一巴掌把朝臣和京城将领打懵了，事情一下就严重起来。
只有河曲路的军队最能打，杜中宵的位置没人敢动。越是这种情况，朝中越是不放心，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在那里。武将们是来学习的，里面夹着一个纯文官的王拱辰，则是来搞清楚原因的。原因搞不清楚，皇帝睡不着觉，朝中大臣无从下手。
杜中宵对此心知肚明，不过没有办法，谁让他们不能干的，难道怪自己？河曲路成立之后，杜中宵很少插手军中事务，跟下属刻意拉开距离，没有私交，已经尽力约事自己，还能怎么办？
听提举介绍了情况，狄青道：“经略，如果军校之中，有将领士卒不守纪律，又该如何？”
杜中宵道：“依军中条例，该如何就如何，一切都有规矩。”
狄青道：“军中士卒本就练的站立、列阵、走路、跑步等等，犯了纪律，让他们多做一些，又算什么惩罚么？不能重惩，将领士卒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