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没有效果，张振武大怒，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回了武昌，凭借自己在湖湖北地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取1000大洋。还扬言要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本来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了他，没想到瘟神居然又回来了。而且张振武与其它两个不同。手里还掌握着一支精干地武装--将校团。为了彻底解决三武问题、巩固湖北，黎元洪听从陈宦的建议，采取了“阳为附合。徐图扫平”的主要策略，伺机利用革命党内部矛盾来打击革命党。
时机终于来了。6月中下旬，所谓同盟会准备谋乱的谣传，在武昌内外不胫而走（其实是派系矛盾）。月底，以孙武为首的共和党鄂支部和同盟会鄂支部各军界要人，在黎元洪召集的军事会议上又大起冲突，孙派指责同盟派王宪章、杨玉如等“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同盟派自辩这是共和党的诬陷。双方争执不下，以至动武。会后。都督府民政总监、军务司等府署轻信“同盟会亦欲推倒共和党重要人物”，公然架起大炮，空气异常紧张。
黎元洪见有机可乘，立即宣布武昌戒严，下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尽管居正、胡秉柯等代表同盟会向黎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政党断不至有革命之举”，但黎元洪已经抓住机会，岂肯放手？王宪章（代二镇统制）、杨玉如（都督府顾问）和祝制六（警察学校监学）先后被黎元洪解职。随后几天，黎元洪更出动大批军警，逮捕江光国、滕亚纲和祝制六，宣布祝制六为“群英会会长”，“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之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罪大恶极”，随即秘密杀害，并依照所谓的“名册”索捕处死大批同盟会会员（主要是原先的文学社派）。由此可见，这次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的风潮，实际上是黎元洪利用党争打击同盟会力量地一次阴谋活动。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祝制六等遭无辜杀害后，同盟会内尽管有人看出是黎元洪“做成的圈套”，而领导人却不敢为他们伸冤，甚至否认他们之间地关系。蒋翎武就公开表示与被杀三人“志不同，道不合”，“祝等犯罪与否，不得而知”。他们还一味指责孙武为谋取都督职位，出钱唆使李忠义告发，一手制造了这次事件。孙武则上书黎元洪，指责此事件实际为同盟会“主持”，要求“宣布罪状，通告国中”。就这样，利用派别斗争的烟雾，黎元洪掩盖了他的清洗活动。
黎元洪作为一个武人，自然懂得枪杆子地重要性，借此机会，他又狠抓军政大权，全面控制各要害部门。他一面扩充心腹军队军队，安插私人，又将革命派军队陆续遣散、缩编，并以前清旧军官唐克明、王安澜和卖身投*、声称给他“四十把大刀包把文学社员杀绝”的蔡汉卿为师长。对军政府各要害部门，他更是“远贤亲佞”，极力把持。
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假惺惺地通电提出军民分治，并正式宣布于7月5日实行，但正如时论所说，不过虚有其名。因为代理民政长刘心源就是他地亲信，而且各司司长的任免，仍受他的干预。黎元洪原先的秘书饶汉祥升任内务司长，一切重要职务的变动，均出自黎氏之手，根本不意味着放弃对权利的垄断。
在黎元洪打击同盟会势力的时候，共和党的地位也无形中增强了，因此，尽管黎元洪地手段不那么光明磊落，还是让共和党高层非常兴奋。再者，由于饶汉祥升任内务司长，标志着共和党在湖北地位地上升。就这样，共和党、黎元洪和袁世凯在打击同盟会势力上，形成了非预谋的合谋。北洋系地势力，逐步向南方开始渗透。
七月的天气已经渐渐热了起来，葛洪义在赫图阿拉已经呆了两个多月，案件的疑点越来越多，但一直形不成有条理的线索。
“总座，据大连方面来的情报汇总，头山满似乎会见了不少人马，但是此人做事机密，商议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继续监视，如果有异动直接向我报告。”
“另外，根据城里的内线汇报，那个黄姓商人这几天什么活动也没有，天天呆在家里，也没有人前来接头。”
“哦？是嘛？”葛洪义沉思了一下，“回沈阳！”
“回沈阳？为什么？”手下人不解，“我们不是要逮大鱼吗？怎么就回去了？”
“嘿嘿，放长线才能钓大鱼，现在我们这么多人马呆在这里，大鱼早吓得躲好了，不回沈阳难道还在这里傻呆着啊？”
“那是不是继续监视这个人？”
“监视是要的，但不用这么多人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此人应该已经发现我们在监视他，所以按兵不动的。咱们就是要给他一个错觉，认为我们放弃了。”
“是，我这就去安排。”刚转身还没走，又有人急匆匆地进来了，“报告总座，吉林急电、沈阳急电！”
“怎么回事？吉林出什么事了？一件件说。”葛洪义大惊。
“周都督会剿马贼、土匪，遭遇一伙号称满洲阿菊的土匪，疑心是日本人，特意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