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天启在遗诏里强调的，兵事渐弥，地方安静，三大殿修复，这都是天启这几年的政绩工程。
在万历年间三大殿就烧毁了，在原本的基础上的修复是天启年间完成的，而在万历末年收取的辽饷给北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天启年间，辽饷其实是每亩减少了三厘，原本每亩九厘，天启年间减到了六厘，减收了一百五十万两左右。
杂项收入，在天启年间是一百八十万两左右，其中房铺税和典当酌分，这是向工商业者收取的税费，此外盐税和茶税，也是比万历年间多收了好几十万两。
而到了崇祯朝，总的税赋额度差不多，前两年略有回调，也是崇祯和新上任的大臣知道民间很苦，所以回调了给大家喘口气。
到了崇祯二年和四年之间，收入又重新上来了，因为大量的农民造反，各处兴军，崇祯二年被女真人入侵，战后一片疮痍，要修城重建，另外还要整编兵马，用钱的地方太多，所以崇祯二年之后又将收入回调。
但回调的收入杂项收入和盐茶税都减少了，而农田赋税则大为增加，从天启后期的每亩六厘增加到了十二厘，对百姓来说，可谓盘剥更重。
后人说的崇祯年不收工商税当然是鬼扯，可是幅度大为减少，也确实是事实。
到后来剿饷和练饷加征，三饷一年增收两千万，朝廷用度开销还是不足，蓟辽宣大等镇一年哪能得了这么多钱？
大量的开销被贪污和浪费了，崇祯的治国无能，在这一点上就无有可推辞的地方！
信王对兄长的话，几乎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对一个笃信儒家学说，相信名君贤臣模式的亲王来说，大明帝国家传的治国心术是根本没有什么参悟，而且信王的天份不好，脾气又固执，性格有些偏激，所以在此时根本无从体会兄长的良苦用心。
外朝用文官，这没有问题，但内廷的皇权怎么用，皇帝的意志怎么体现，这其中是有大学问的。
帝王之道，术法理要并用，所谓独尊儒术从来就没有过，那是在民间哄傻子的说法。其实汉宣帝的话才是真实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这才是一千多年来的真相，纯儒治国，以前没有过，以后当然也不会有。
大明皇帝的皇权延伸，就是用太监，太监寄居皇权之上，用司礼监和御马监，还有厂卫的力量来制衡文官。
否则不说别的，大礼议时期，嘉靖皇帝拿什么来制衡那几百个在宫门口闹事的文官，拿什么来压制杨廷和？
以天启年间的情形来说，皇帝对文官之间的倾轧相当不满，对言官的训斥曾有多次，此辈满口大道理，却总是沦为党争工具，满纸荒唐言无实物，天启大为不满。而就国事而言，东林党人比楚党浙党齐党又强在哪里？却每天纠缠党争之事，天启对他们的不满也是逐渐积累起来的。
用魏忠贤将此辈一扫而空，就是皇帝情绪化的体现，这事天子也有失分，就是做的太过火了一些，没有留下一些制衡阉党的力量。
到目前来说，魏忠贤掌握的权力毕竟太大，在内廷和外朝，魏忠贤都掌握了过多的权力，如果再把手伸到京营和拱卫皇宫的上三卫和御马监，那么事情就可大可小了。外朝的勋贵文官仰其鼻息，厂卫在手，兵权在手，内廷无人敢于抗衡，那么就算废立皇帝又有何不可？虽然按大明的现状，对外有很多亲藩，如果魏忠贤敢改朝换代就一定有人起兵讨伐，所以改朝换代的可能不大，但终究是极大的隐患，这也是天启皇帝过于信任魏忠贤而留下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