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各大国当中，日本情报能力比较差劲，甚至还有被敌人渗透到中枢高层、挖走大量情报的例子，简直丢尽了脸。{编者注：指尾崎秀实案、佐尔格案等}。当然比中国还是强不少，因为帝国在中国的情报部署从日清战争之前就开始了，前后长达半个世纪，中国人感慨日本使用的中国内陆军用地图比他们使用的还详细、全面这种事就是靠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这里要讲一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间谍中西功。他是日共中央委员，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昭和5年{1930}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获释，次年在满铁工作并加入中国gong chan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回国，在日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中国问题研究会工作期间第二次被捕，不久再次获释，昭和9年{1934}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工作，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
到这里就可以知道尾崎秀实的政治取向是什么了，不过他是近卫首相的私人秘书，层级很高，我只是听说过名字，不认识这个人。但中西功我却认识，因为他撰写了大量有关满洲、华北农业经济的论文和社会调查，还曾在天津、上海、大连等地满铁事务所工作，昭和13年{1938}去中国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各方面交友都很广泛、很活跃，三年后因为尾崎秀实被捕后才暴露。
他对满洲、华北情况非常了解，撰写了很多资料，我由于从战史研究转行过来，和一般习惯于看地图作战的军事参谋不同，非常重视吸收这种拥有大量实证和调查的研究报告，不但将他撰写的所有报告都仔细进行研读，还跑过去与他交流过好几次，后来他先去中国派遣军，我随即又调过去，依然一起聊过好几次天。
事后回想起来，中西功在和我聊天、交往过程中是试探过我政治和价值取向的，因为我给他的印象不像普通陆军军官，且对布尔什维克某些主张不那么深恶痛绝——我前文说过，我是半个布尔什维克，认为公平分配有其合理性！
双方私下交流时探讨过这个话题，那时候我比较迟钝，从没往他是日共成员这方面考虑，单纯认为和我一样是对布尔什维克主张感兴趣但又不能完全接受的人士，很想和其他人交流一下理论看法。说句真心话，他比我激进得多——这还是他隐匿了自己的想法后表现出来的样子，不过我这个人不会去告密什么的，单纯只当做朋友间进行理论探讨，在他暴露后才恍然大悟。
他也很够意思，没胡乱招供把我扯进去，更没有说和我深入交流过布尔什维克想法，只是说有工作上的联系。和他有工作上联系的军官可多了，如果把和他联系过的军官全打成是间谍或反战分子，那大概关东军参谋部、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都要瘫痪了，所以宪兵队只是找我问了一下情况，其他什么动作也没做。
这段交往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再加后来委派我潜伏时冈村元帅给我看了大量日共、反战组织的情报和资料，使我对相关nei mu了解得非常清楚，“投奔”八路军后就说我是反战组织成员，还认识日共成员中西功，甚至能讲出与他有关的大量情况。恰好延安也有人认识中西功，双方情况一对照就印证得上，这对打消对方顾虑、确认我的身份起了极大帮助。为给我的身份保密，中西功后来死在监狱里，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编者注：实际上无论有没有这段事，中西功在当时的大气候下都难逃一死}
这四个月资料收集使我对满洲剿匪有了全面了解和深入的印象，于是我写了一份报告，洋洋洒洒1万余字，把剿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以及如何改进应对的办法全写了出来递给板垣副参谋长，期待他的肯定。
由于年代久远，报告底稿我已经丢掉了，或许在关东军档案里还会有，不过找不到也无所谓，我可以大体把我的想法罗列一下：
第一个问题：错误估计了匪情的集中性、统一性和组织性，因为经常会发生同一时间点不同地区发生的恶**件，情报机构会想当然地认为背后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组织在操纵，但实际上我调查后发现这完全是孤立的几拨人马干的，完全是巧合也没有统属关系，但为什么情报机构不写呢？是因为破坏组织的功劳看上去比捣毁偶尔的流窜土匪更大。
第二个问题：要放手使用对方的投诚、归顺人员，放手使用满洲**、警察，关东军应作为最后压阵部队控场，但这种使用有前提，需要在平时的追踪、整肃、wai wei布置、封锁时大量使用，并不等于在大规模遭遇战、追击战中让他们首当其冲。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大多都是贪生怕死、趋炎附势的人物，让他们干干脏活可以，让他们正面压过去肯定很多时候要糟糕，这时候就不如关东军正规部队压上去。
第三个问题：在满洲普通民众面前要善于使用满洲国行政、警察、地方乡绅势力，避免直接以关东军以势压人。由于关东军在满洲拥有独特地位，使我们的军人趾高气昂，根本不把满洲**放在眼里，一个中佐甚至少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