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杨锐面前的,是一项新药入市的申请。

文件的右上角,注明了审核委员,依次是范元伟、宋鸿禧、杨锐。

范元伟和宋鸿禧两个人,杨锐见过,但并不熟悉,甚至记不清他们是大学系统的还是研究系统的,但是,这些并不重要。

新药入世的申请也不稀罕,中国不是美国,在美国fda,任何一款新药受到批准,甚至任何一款仿制药受到批准,都会带来药企股票的连锁性上涨,任何一次签字,都意味着上亿美元的价值。美国fda每年通过40种左右的新药,数倍于此的仿制药,每一次都会带来媒体界和业界的关注。

然而,中国是后发国家,有无数种国外使用的很成熟的药物,等着中国政府来批准,再加上仿制药的仿制药,还有中成药,中国最多的一年,批准了两三千种药物入市,除了相关企业会有兴趣以外,其他人并不在乎平均每天批准的七八种药物是做什么用的,或者是不是真的有用。

令杨锐震惊的,是申请书上,熟悉又陌生的药品名称:taor。

京西制药总厂还给它标上了翻译名:律博定。

杨锐看了三遍,并且搜寻脑海中的资料,最终确定,此taor。

一款可能令数万人死亡的致命药物!

比起那些历史上著名的药害事件,比如中国的毒胶囊事件,taor几乎可以说是不为人知。但是,业内人士却是没有不知道这款药的。

因为律博定的致死人数,也许是世界之首。

这是一款治疗心脏早搏的药物。

以21世纪的观点来看,心脏早搏是无需治疗的,普通人都可能出现心脏早搏,只要不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心脏早搏无需关注。

然而,这个21世纪的观点,正是用数万人的生命,通过taor这样的药物,得出的。

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治疗心脏早搏的观点大行其道。

事实上,在这个科学的黄金年代,即使是普通人,都有一种我们什么都能做到的感觉或许只有普通人才这样想吧,医生和医药公司利用这样的想法,试图治疗所有他们能想到的疾病。

心脏早搏就是其中之一。

或许有人说,心脏早搏就心脏早搏呗,既然没有影响,我为什么要吃药?而且是长期服药。

然而,普通人的想法,永远是受到学术界的影响的,可能有延迟,可能有扭曲,可能有变化,但是,当学术界真正产生了共识之后,普通人鲜少有不受此影响的。

病人受到医生的影响,医生受到医学专家的影响,更是医药世界的运行法则。

而早在70年代,医学界就得出一项令医药公司欣喜若狂的理论:室性早搏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导致致命的纤维性颤动和心脏骤停,进而导致猝死。

尽管有“可能”,“某种”之类的定语,但医学界关于心脏早搏的理论,还是符合医药公司的期望的早搏可能致死的观点,也并不显的突兀了。

既然早搏可能致死,那么,为了避免死亡,起码是降低死亡的比例,开发一种抑制早搏的药物就变的理所当然了。

taor于是应运而生,并成为80年代备受期待的明星药品。

医药公司对此大肆宣传,医生们因此开出上百万份的处方。

患者的选择权,少之又少。

能够从平均每年三四十种新药,十年三四百种新药中脱颖而出,taor自然有其价值。

它的主要价值在于:第一,心脏早搏是一种普遍性疾病(现象);第二,抑制心脏早搏需要长期吃药。

第一点,意味着大量的受众。

第二点,意味着长期服药。

一种治疗疾病的药物,对医药公司和投资人来说,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就像是抗生素。为什么没有医药公司继续开发抗生素了?为什么在超级细菌喧嚣的年代里,医药公司依旧装作看不见?因为抗生素只需要服药一周,最多数周,就能解决细菌。哪怕治疗超级细菌的抗生素超级贵,比如几万美元,甚至几十万美元,依旧无法令医药公司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利润了。

超级细菌的患者数量极少,正好与第一点违背,全球每年不过几例,最多不过几十例的超级细菌病人,对医药公司来说,连进行测试的规模都不够。

而不能长期服药更是医药公司最厌恶的地方。

不能长期服药,就意味着利润不稳定,没有稳定的利润,为什么要花费十年的时间,上亿美元的资金,去研究一款药物呢?

严重心脏病其实也是一种医药公司并不喜欢的疾病。

与抗生素类似,严重心脏病的患者,通常并不适宜于长期服药,而其人数,虽然不少,可也不能算多,最重要的是,经常死掉,以至于你得不停的开发新客户。

抑制心脏早搏就轻松了。

全美有数百万人心脏早搏,如果进行人口普查的话,说不定有上千万人之多。

全球范围呢?至少是十倍的美国病人的数量吧。

想想这个数量,简直能够比拟糖尿病的规模了。

百亿美元的市场仿佛在向医药公司招手。

taor又如何能够不变成明星药物呢。

杨锐面前的新药入市申请,就是taor作为明星的证据。

tabocor推广到全球范围内。

尽管中国的医药消费能力完全不能与美国市场相提并论,但作为一种长期药物,3m显然不准备放弃中国市场。

杨锐拿起申请书,仔细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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