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查明“伸手来”和“糖心儿”的社会关系网，盘查与他们有交际往来的人员。
第三就是尽快把病情初步稳定“糖心儿”转入公安医院，把她知道的所有情况摸清。好借此来推断和分析“伸手来”和“申城隍”有可能的藏身之处或出逃路线。
只可惜从这时候起，专案组却像从天上坠落到海里一样开始走背字儿了。
哪怕有两个警察一个班次地轮番看守，医院里的“糖心儿”竟然在转院的前一天晚上神秘的在医院消失了。
两个值班警察一个在上厕所时被人打昏，一个在看守病室房门时，被人注射了镇定剂昏厥。这更说明了这个女人不简单，而且有同伙相助。
另外，不久后，“大眼灯”和“伸手来”的临时住处被查明。但兄弟俩和与他们同样居住在此处的另两个人，一个叫“二头”的南城玩主和一个叫“滚子”的“小佛爷”同样不知去向。
依情况看，这几个人呢大概率已经离开了京城。而他们究竟是不是协助“糖心儿”从医院出逃的人？到底有没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除了“伸手来”，其他人是否也牵涉在此案之中？都无法进一步证实和查明。
而更让专案组恼火的是，他们本以为大概率可以在医院抓到“申城隍”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直到一周之后，他们才在建国门外的一处工地的水泥管子里，发现了“申城隍”曾经的藏身处。
现场遗留，除了一些换下来带有血迹的衣服，还有食品罐头和纱布、酒精的痕迹，而且还发现了一种药膏一样具有止血消炎功效的“金疮药”。
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出，有人在协助“申城隍”逃亡，为其提供方便。申犯应该也已经离京脱逃。
最后，甚至就连他们好不容易深挖出的最终线索也全无用处。
一个是和几个涉案份子一起涉嫌倒卖“免税指标”的“刺儿梅”先被拘留审讯。
由于她过去因盗窃被处理过，对公安的处理条例相当了解，应对审讯也相当有经验。笃定认为这案子成主犯潜逃的无头案了，自己的事儿判不了几年。
她只是态度良好地承认每天靠从“伸手来”手中领取五元的报酬，帮其揽客讨生活。其余一概不知。甚至不承认事发当时她就在现场。哪怕是提审员以劳教三年警示，她也坚称如此。
于是最终被判处“天堂河农场”劳教两年，从其住所抄没的财产，共计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一台。现金五百元。
另一个就是查明与“糖心儿”有对象关系的洪衍武。他从滨城一回到京城，很快就被张宝成带着市局的警察收押审查。
可他对付提审的经验更丰富，只听不说，对一切询问都是只字不言，像受了极大的精神打击，采取了装傻充楞、坚决的不配合战术。
而审问这事儿，就怕这种的。俗话说死活不张嘴，神仙难下口。
他要是胡说八道，有经验的侦查员带着他侃，一会儿就能把他带沟里去。这不开口的，还真不好办。
就这样，在洪衍武一连扛了**天的过程里，专案组在询问他家人的过程里同样一无所得，某些不是那么很合理的手段同样没有奏效。于是专案组遭遇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再后来，将军之子、当红的海政一级演员杨卫帆又主动来公安机关出证，说洪衍武是他滨城认识的朋友，这次受他委托去滨城采买海参。回城的机票也是他走门路帮着办理的。
甚至“总后”两个部长女儿，周曼娜和叶璇都为这个证词做了辅证。不能不让人采信。
还有办案人员通过对“天兴居”和“福儒里”居民们的走访，和“东庄派出所”邢正义、“反扒队”赵振民、“白纸坊派出所”民警张宝成的提供的描述，同样能说明洪衍武这个劳教过的临时工，出来之后洗心革面，干得是很称职的。
而且他日常大手大脚的花费，有外国银行对洪家的存款补偿作为合理解释。和“糖心儿”之间也属于正常的对象交往，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
因此并不能证明洪衍武知道“糖心儿”的真实身份。反倒他也像是受了某种蒙蔽。
这样，就只能放人了。
至此不但所有的线索中断，最终，更让所有参与这个案子的公安人员，履历里都背负了一次没能完成任务的耻辱。
不但所有的线索中断，最终，更让所有参与这个案子的公安人员，履历里都背负了一次没能完成任务的耻辱。
以至于到这拨在职的警察退休之后，谁都不愿意提起这个案子。它没破了，丢人啊！
当然，警察的委屈也有地方发泄。打击扒窃，清理治安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
那些因此事件被网络进看守所的玩主、佛爷们可都倒了大霉。
特别针对“佛爷”，处理的程度是严之又严。劳教直接就是三年起，稍微金额大点直接就入狱五年。
从某种程度上讲，“严打”在京城范围也提前到来了。
而京城的百姓倒因此得着实惠了。不但街头扒窃情况大为减少，就连街上拿着录音机跳舞，拿着吉他乱弹琴的人都少了许多。
更没想到的是，买电影票的情况也正常了，一段时间内，很少有人再敢卖高价票了。
而这一切的一切，又都成了公安部门的功劳。
因此京城市局领导虽然被上级因办事不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