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大清国来说，商人该穿蓝布大褂，那就得穿蓝布大褂，你有钱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儿子还不许做官，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封建压迫。
说到这里，洪禄承的父亲，平生倒是对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点另辟蹊径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说，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最怕百姓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使之失去剥削的对象，所以往往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人身自由。而历朝历代，却唯有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歪打正着，竟为国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否则，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更何况，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会有什么生发机会的。对父亲这个观点，洪禄承也深以为然。
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权贵，成为所谓的“官商”。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因为主家迎合“上峰”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而且越是“官商”，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和“实业救国”，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那些大兵们也不是好敷衍的。这些家伙只要从军营里一被放出来，全是一窝蜂的来市面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铺，因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标。大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混蛋”，干什么都横着来。骂着“妈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说，更有甚者还仗着手里的枪杆子公然行抢，如若抗拒，那必定会砸店伤人的。
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响，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甚至于“海归派”。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以富国强民为己任，走实业救国的路线。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最爱国家的一批商人。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
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却懂得乘势借风，投资生利。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所以，他果断抓住了机遇，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